2007年5月29日 星期二

為所欲為?

《幻想一種權力關係》

語言宰制我們的思考,字詞間的連結構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權力關係。所以偉大的中天記者許少蘋會向樂青問出:「妳是學生嗎?妳們是意圖丟雞蛋嗎?捷運局有錯妳們就可以丟雞蛋嗎?妳們師長知不知道妳們要來丟雞蛋?」

也許在該記者的腦海裡,學生的一切所為都必須經過老師同意,政府作了些什麼錯事我們也不能反抗,僅能逆來順受:人民沒有抗議的權利。又也許這一切根本只是因為偉大的記者受到雞蛋的威脅而惱羞成怒,窮理在公開信中寫得好:

對於蛋殼(不是彈殼喔)、蛋汁的厭惡、認為它是對身體的侵犯這件事,正是意識的反映,讓記者在心裡面築起壁壘,拒絕進入現場、拒絕去聽、去了解,這是傳播教育最失敗的地方...那麼,請想一想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吧,砲彈是不管妳有牌沒牌的,妳應該想一想,為什麼你有、妳想要一個安全的環境?

我們有著如此這般溫室中的花朵,帶著主流媒體記者證的免死金牌將社會公器作為發洩個人情緒私用。詢問學生是否經過老師同意的同時,是否應該想想到底是誰授與你這樣的權力不經思考的去報導新聞、塑造社會擬像呢?

如果把偉大的許少蘋記者拉回1959年的古巴,也許他會向卡斯楚問出:「你是共產黨嗎?你們是意圖搞革命嗎?政府有錯你們就可以搞革命嗎?馬克思知不知道你要來搞革命?你們子彈打到我了知不知道!」這樣的問題吧。

《沒有人在乎訴求》

於是正如往常,到底即將受到開挖的這塊地含水量調查是否正確、會不會因此造成接下來施工上的困難?會不會在將來施工時造成坍方?會不會因此在颱風來時使新莊迴龍一帶淹水?沒有多少媒體在意,甚至說,如果這三個問題都是「會」,那正是再好不過了。

或許這麼說,當媒體以客觀中立之名(儘管一點也都不客觀中立)拒絕承擔社會責任,僅是日復一日的消耗每天發生的意外與事件,成為一個空轉的大輪時。閱聽人也僅就看著這一切逐漸攪進許許多多的不幸與悲慘,然後沒有什麼行動去改變這些偶發事件。因為他們不報導、不深追,你根本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那一個環節上,你能參與在那些點上。加上如上述事件的扭曲,於是我們只能在21世紀初期的台灣旁觀一個巨大悲劇,甚至讓我們感覺自己不是身處其中的一員。

《誰有權力發記者證?》

過往我對於記者專業證照,如同會計師、社工一般的專業認證是相當反對的。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種規範,以及發照單位可以透過證照宰制記者,使其失去批判的自由;另一方面我認為當記者與公民記者間「專業」這件事已經被逐漸擦去時,到底還有沒有必要利用證照來把記者塑造成一個專業的權力階層?

但是這些思考逐漸的開始放鬆,如果記者證作為媒體與機關間權力緊綁的象徵,那麼記者的資格成為一種專業認證時,是否可以改變既有的權力關係?具有證照的個人也可以前往各機關採訪,無須依附在媒體之下。也無須相互以大媒體、小媒體、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去作權力的壓迫,甚至真得能可以以證照及人民團體的監督淘汰一些不適任的糟糕記者。不過這些都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討論,只是討論絕不是像輕撫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那樣,摸摸頭就結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