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部落—幾個行動中的思考

• 失去的歷史

當我走進部落，無論在三鶯部落以及溪洲部落，甚至日月潭旁的伊達邵，看見每個原住民群體（無論山地或者都市）與政府不當政策的對抗。在之中所浮現的第一個想法，是事件背裡政治與經濟結合後，那一般人不得而知、也無從而知的利益；其次，則是部落裡總希望喚醒，但政府總是遺忘的歷史。

如果以一個最廣闊的角度去審視歷史，台灣各種外來殖民者對待原住民的態度，與中南美洲、美洲、澳洲原住民所受到的對待；微觀言之，如日本的Ainu族所受到的對待一般。皆是建構在人力、武力、知識力、技術力上產生的權力壁壘上，不公平的欺壓，甚至導致文化與種族的滅絕。

在任何的原住民運動之中，一再被提及的以原住民角度敘述的歷史（在堯的部落格裡有一篇文章可以參考），不斷地向外呼喊，要求政府以及每一個個人正視這段歷史。試圖由這種赤裸權力的壓迫歷史的彰顯，呼喚長期不被看到的正義在每一個新的時代中得以翻轉顯露。

然而當新的時代自認為已經自身權力的基礎不建構於這些赤裸的力量之上時，這段歷史隨即受到漠視。然而，新的權力的基礎又建構在何者之上？不外乎還是人數的多寡、技術的差異、知識與訊息的斷層、以及在合法建制下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法律與行政系統，或許還可以再加上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壓迫。

若以更微觀的角度，回到各區域來看，如同問到花東的阿美族，誰佔取了他們的土地？答案幾乎都是「台糖」，然而可以更往回溯及日據時代開發的結果。問到日月潭旁的邵族，那麼答案就是「台電」，或者是讓台電接收的「日本電力株式會社」之所為。這些或許是舊的壓迫，但新的壓迫往往隨著市地重劃、土地放領等政策，建構在舊的壓迫基礎上合法而為之。

假設我們理解、接受這樣的敘述，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歷史去理解此時此刻發生的事件為何如此。也可以在政府假合法之名行暴力之實時，看見被忽略、棄置的歷史，進一步去質疑、思索，以及行動。

• 斷裂的現代化

於是，當新店溪與大漢溪若如孫窮理的敘述，即將與首爾的清溪川一般成為一個現代都市建設的神話時。需要掩埋、拆除的不僅是河岸旁他們所稱的違建，同時更要掩埋的是在這現代化的都市中，曾有著一群受壓迫而離鄉前來的原住民，住在河畔旁的事實，以及造成如此的歷史。

而更希望的是，這群原住民能夠放棄由原鄉帶來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搬進建好的公寓中，學得一技之長，融入都市生活。這也就是馬英九所說：

你既然來到我們的城市，就是我們的人，你來到台北就台北人，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好好的提供機會給你，我覺得應該這樣子做。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的心態，要從那個地方調整，我來到這個地方，我就要照這個地方的遊戲規則來玩。

這樣的現代化神話背後，歷史徹底的被漠視、被抹去。然而，當我們也不願意讓自身置入歷史中思索時，一切就是如此地顯得理所當然，政府所作所為如此正確，千錯萬錯都是那不願搬遷的一群人，以及聲援的群眾們。

• 文化在何處？

當在都市中的三鶯部落、溪洲部落，仍舉行著豐年祭時；日月潭旁伊達邵部落每年都有著徹夜挨家挨戶跳舞過年、Ina對著祖靈籃唸禱詞的白鰻祭時；部落中人人仍以族語交談時，這些文化是活著的，而且繼續延續著的。

但是當三鶯、溪洲的族人搬進了公寓，失去了比鄰而居的環境，公寓的大門切隔了彼此的交流，族語、祭典是否還能夠傳承？面對著活的文化，為什麼要以這種方式去扼殺、去壓抑？面對著位於隆恩埔所謂「原住民文化園區」的國宅（正式名稱為「原住民就業短期安置住所」），以及一旁的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呈現的是建制下所認定「文化」與身為文化主體的「人」，與文化內涵的「生活」徹底的切割。正如同Vine Deloria所說：「對白人而言，一個好的、真正的印地安人，是死的印地安人。」

於是，或許對於文化的期待，僅能依附在那些展品、紀錄、老照片上；對於文化的態度，僅是消費那些圖紋、服飾以及手工藝品—然而，許許多多的觀光區紀念品都是中國製造的相同擬似物。然而這不是唯一的期待及態度，如果還有其他的選擇，支持各個部落可以繼續以原貌保持下去也是選項之一。

• 關於行動的思考

面對三個問題：

「對抗，是不是唯一的態度？」
「地方上的小事，真得這麼重要嘛？」
「對於一個無法改變的制度，除了接受以外，還能有些什麼選擇？」

1. 或許，自80年代起，所有媒體對於抗爭的影像與紀錄就訂立下了一個範本，所有對於體制的衝撞都成了單純的對抗。背後所忽視的是體制中決策與政策的訂立、現象的因果與狀況的描述與分析、以及抗爭者的思考與認知。讓觀看者、收聽者成為一個集合的異化主體，去看待這些沒必要、也無須被了解的他者。「對抗，是不是唯一的態度？」或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如果你僅看得到對抗，而拒絕或認為沒有必要去理解背後的問題，那麼始終都是（你所認為的）唯一的態度。」
   
   
2. 什麼是地方？這是一個奇妙的問題，在台灣這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最南到最北一天之內可以到達的島嶼上，事事都是小事、事事也都可以是大事。就這個時點而言，台北市（也大約僅是幾個政府機關和競選總部）裡的幾個人做的事、說的話就佔據了我們近乎全部的眼球，於是我們失去了在地感，忘卻了這些事件所發生之處，其實離我們相當近。
   
   也時常聽見這樣的一個質問：「我們又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樂生院民，為什麼我們會去協助？」或許，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的身份或者是階級，但是在一個歷史的、人性的思考上，不是以被動的、贖罪的態度，而是試圖超越這些身份與階級，做一個歷史中的人去做些什麼。如果，光是地區都可以讓我們輕易的區分自身與他者，那麼也別談後者的超越性了。
   
   
3. 或多或少，如同樂生的90%方案是政府提供的選項之一，三鶯部落也曾經有個以地易地的選項，那麼就沒有什麼改變不了，或者無法溝通的事情。回歸到一個最初的態度，對於政府，以及超越在地的全球政勢，我們僅是以一個公民/人民的身份去監督、去要求，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尋求另外一條出路，畢竟，我們不是面對著如同1984以及美麗新世界中那樣真正無法改變的體制。